转变
这是某次presentation，实际上却是第一次final presentation，在期终某些评论中整个dia没准都如密斯哥所说成了一堆值得反思的玩意。在他和雅各布boss的论战中，虽然没有产生足以支持他观点的有效说法，但某种惯有的东西——按我后来在食堂里跟他说的，某种学院城堡里躲着的建筑学权威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建筑学的真理已经不再是建筑师所知；建筑和建筑师的职业境地已经在无限蔓延的都市面前黯然失色；但一切并不等于我们一无所知，而恰恰是，这种“认知”正是一种“无所知”的产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自我困境一无所知的建筑师反而处于一种“自我认定”self-definition的“全知”的状态。
我的部分论点是以Gunnar Hartman 的建筑理论课程和库哈斯的部分理论观点为依托而产生的，他们共同建立了一种对现存事物的认知——当前的“转变”Transformation。
我必须承认这种“转变”是客观存在的。在此强调这点，因为不强调这点，就无法找到一种介于东西方之间正在发生的转变的现象。这种表象是如此重要，却同时也扮演着被建筑师职业和学院教育双重忽视的角色，两种忽视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种集体失语，而后者是一种集体失明。
后者的集体失明下的对“转变”的忽略往往更为明显。这点在中国被职业建筑师所意识，尤其是当他们以一种团队Team的形式涉及 Bigness和库哈斯的城市主义时（详见库哈斯What Ever Happened of Urbanism）。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建筑师的境地在于他们揭穿了学院的阴谋却因这种“道明”（一种对他物的明了）而不能“自明”。这种不能“自明”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职业建筑师的自我局限性，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限：
觉醒，职业建筑师！
一．职业建筑师均从学院脱身而出。这种情况下，在学院时期较为癫狂或不事业务的学生在进入职业境地时反而最早自明；与此同时，剩余的学生因为被建筑教育系统化长久的转变或因悟性愚钝而不能自我觉醒（或在漏洞百出的教育系统中变成社会灾难）而走向另外的路。其中悟性愚钝者在日后演化为学院的保守恐怖主义势力，继续把持学院；而后者转变成社会的恐怖主义势力，我将之称为：只有建筑学教育才能产生的“纯笨蛋”（这种笨蛋在某些方面往往“表现”为有某种惊人的天赋）——以上是我们的建筑教育系统的全部产出。
二．当建筑师脱离学院处境，被作为职业建筑师扔到建筑设计市场，这里有两点重要原因使职业建筑师无法进行上述“自明”：作为经济学意义上市场中的人；作为学术圈子外的学术意义上的人。当我们去探讨建筑师能够以何种姿态“自明”之时，我们就必须从建筑师作为“人”的意义范畴去讨论其“自明”的程度。鉴于我指出职业建筑师全然无法“自明”，那么下面就要从建筑师在建筑学意义上的仅有两个范畴去论证他们的无法“自明”：
1. 作为经济学意义上市场中的人，其中鉴于：
A. 无知识产权的保护
B. 社会对创造性的系统化腐蚀。不是自上而下，也非自下而上，而是一种从两端进行的腐蚀。
C. 经济市场中对建筑学价值的忽视。其实诚实的讲，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陆经济市场中建筑师职业的这一猥琐现状是由建筑师这一职业在数十年的所谓职业“变通”和建筑教育系统自身在89之后的崩毁的双重作用下自建的。
D. 威权对城市建筑学价值的利用。其论述详见《天安门广场的纪念性改造》。
E. 对小型建筑设计机构的市场化摧毁。这里，由于社会政治系统对个体化的有意忽略，因而产生了对建筑学中的“设计机构规模与创造性产值成反比”的不破真理的有意忽略，继而将设计业放进社会达尔文的资本主义化市场中，完全摒除在这一方面应当进行政策救济的做法。从这个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小型建筑师事务所的处境值得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中同规模事务所所受到的国家优待相比较，例如法国的青年建筑师事务所保护制度。其结果是极为讽刺的：社会主义市场中资本主义话的无休运行用最不可以当作评价标准的“产值说”去决定一门艺术性、甚至于国有益的行业的生死，这种做法无疑等同于将当季畅销书当作国家政纲，后果可笑与否，或无人能笑得出来，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建筑师不能实现自己市场上的生存，即：放弃建筑创作，或放弃资金来源。因为A.B.C三种因素的困扰，建筑师不能达到双赢，或最基本的双赢。因为因素D，则建筑师无法完成独立人格和独立话语权的实现。因为因素E，则决定了上面的两个选项中其实第二个选项基本不具有可选择性，即：建筑师必须放弃建筑创作。
注：此处建筑创作是建筑学意义上真正的“建筑创作”，而非学院人士自我标榜式的“建筑创作”，因此在文中前种建筑创作我直称“建筑创作”，而不包括后者我在此且称so-called archiscript“学院建筑术”，对于此种学院建筑术，将有另文详述
2. 作为学术圈子以外的学术意义上的人，职业建筑师——唯一“道明”的建筑学唯一的“潜在拯救者”和“学院掘墓人”，却有着惊人的窘迫：
电影独立日，在51区中的场景，外星人在一个封闭的实验室突然醒来并杀死医疗人员，隔着一道玻璃释放出干扰美国总统的电波，正在它的肆虐使主人公痛苦不堪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却无能为力，只有其中一名保卫人员问其他人，玻璃是否防弹，然后掏枪击毙外星人。
对我们来说，如果做一个简单（可能略显低级）的比喻的话，职业建筑师就是在面对城市暴涨和建筑学历史性转变的保卫人员，同样面临威胁却有着最终的解决办法，而所谓的“头脑”——剧中被袭击而且痛苦不堪的总统——正是无能为力饱受攻击的建筑学在当代处境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建筑学灵魂的附加体——学院——却正恰到好处的“手无寸铁”，只有职业建筑师手中的枪有子弹，简单的做法：击毙信号发射者。但却始终没有那个头脑灵活的问讯者出现——枪口一直下垂。
是职业建筑师（保卫人员）哑到没有问讯“是否防弹”的能力，还是他们仍等待受攻击者——建筑学——和受攻击者手无寸铁的寄生体——学院——去亲自进行还击？（殊不知，正如同为人类一样，他们也是建筑学这一巨大范畴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经济压力和媒体对话语权的霸占使内敛沉默的职业建筑师只自己忙碌（即便他们说话却也只是对甲方弹琴），而由于学院对建筑语境的霸占（包括建筑评论，建筑刊物，同时也因此使得中国大陆不存在真正的建筑评论和有思想性的建筑刊物，更妄论已沦为商业和学院的公用妓女的出版业出让空间给职业建筑师的一言二语的可能性了），即：沉默的保安和开火的命令掌握在总统口中的枪。
职业建筑师的觉醒才是真正的希望，而对于职业建筑师的觉醒，目前尚无定论，且做盼切。
但，就目前主流情况而言，职业建筑师作为在学术意义上的人，其完善不是完全如第一种“经济意义人”般毫无希望，只是目前萌芽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意义人”的完善却因能够被主体所操纵而令人可以作为希望寄托；而“经济意义人”的实现却完全在于社会、政治以及中产阶级的重新崛起和全民精神提升，从这种角度说，由于完全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对职业建筑师就只剩下了折磨，无尽而永恒的折磨。
“将入阿鼻地狱，永不得生。”是职业建筑师内心的最好写照，而仅存的希望就在于他们从无尽的图纸中所萌生的灵念，这灵念升华成为真正为人（建筑学人，建筑学生，建筑学者）所闻之事，其入圣堂之日也至。
09.Dessau
20090608
20090524
（译文）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城市主义怎么了？
这整个世纪（二十世纪）成了与“量”作战的一场惨败。
在由天文般的人口数量决定的尺度需求中，城市主义不再有创造力也不再有效力，不管早期的它是如何的赐予天真许诺并英勇出姿待敌。在二十年里：拉哥斯从二百万人口增长到七百万，随后又从一千二百万增长到一千五百万；伊斯坦布尔从六百万翻番至一千二百万。而中国正在酝酿更惊人规模的增长。
我们要如何解释：既然城市化在数十年的加速发展后已经遍及全球，并且正在建立一种权威性、所向披靡的城市状态，而此时城市主义这一行当却销声匿迹了？
现代主义的诺言正像炼金术士的行当，它试图通过抽象与简单复制将数量转化为质量的战略已经失败，已经成了一场点石成金的笑话。它的理念、美学、程序，都已经终结。总的来说，每一次对一次崭新开始的尝试都使这一崭新的开始变得名声扫地。这种惨败所造成的大耻辱已经在我们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上轰出了醒目的弹坑！
实际上，当代城市那种有挑衅意味的持续发展和醒目的活力表现正是产生这种惊恐和羞辱（尤其对于建筑师来说）的根源。而更为过分的是，这种失败是在一种全方位的失败：一切试图作用或影响城市的手段都已经失效——无论是创造性的、修正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城市专家”们就像是输给了电脑的国际象棋手，眼看一种非正统的无意识机制智胜了所有对城市的觊觎，粉碎了所有权威的野心，它以今日的胜利告知所有激情洋溢的辩解以未来的失败，它正晃晃悠悠的飞行在前往必然未来的航程上，在其中几乎所有被预言的危险性都被它无边无际的城市覆盖物所吸收了。
虽然现在城市化已经举世瞩目勇往直前，但那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和态度却像后卫脚上的锁链一样，推迟了对两个行当进行最后审视的日期，它们——城市主义和建筑学——以前是与城市的建立过程联系最密切的行当。无处不在的城市化模糊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城市的特性已不存。既然城市的概念本身已经被模糊转译到典范之外，那么对城市原初状态的坚持——如在意象、规则、建构等方面——已经不可挽回的使得怀旧和乡愁变成了问题的细枝末节。
对于城市主义者来说，在古典城市的权威一落千丈的时候，对其美德的迟来的“再发现”可能只是点明了穷途末路，一种要命的决裂和驱逐：他们就像一群外科医生在一支已经被截去下来的躯体上研究病患——他们成了处理“虚问题”的专家。
其实我们很难表述这种从“强力姿态”到“相对谦逊”的转变。对当前城市的不满并没有把我们引向更好的选项；相反的，只是启发了去如何达到一种更精炼的不满。一个固执对城市参与和城市控制的自我幻想、理想主义、自命不凡和幻觉的职业将因此而无法构想新的模式或者是部分干预、战略重联、折衷姿态。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中产生影响或重新置轨甚至取得部分成功，或者它可以重组，甚至从零开始，但却永无可能重建控制。
因为“六八·五”这一代人——可能是史上最大的群体，曾经被“人口泡沫的集体意淫”所牵连——现在正当道，我们可以说他们要对城市主义的完蛋负责，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当前城市不再可能被“制造”出来的情况下，却很矛盾的因为这一代人再发现和再发明了城市。
“地下工作”以及“光明正大”：
最早，还是“六八·五”执行了关于城市崭新开始的计划。从那以后，我们实际上在进行两手运作：记录现存城市洪荒般的威严，发展一种保护主义和再生策略下城市的哲学、原型和计划；另一方面嘲笑已名存实亡的城市主义行当，通过对下列事件的轻蔑来拆解它：规划飞机场、新镇子、卫星城、高速路、高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在其规划中犯下大错的人；另外还有其他所有“现代化”的落定沉渣。在阴谋破坏掉“城市主义”之后，我们又恰到好处的奚落了那些大学整个院系的关门、办公室的破产、官僚机构失火或被私有化。
我们的“诡计”可能有胆怯的隐患，主要的问题是采取何种“姿态”——可能也是城市问题中最重要的动作了。我们既教条又圆滑。我们这种繁杂的智慧很容易就被描绘了：德里达说我们不可能是“整体”，鲍德里亚说我们不可能是“真的”，而维希留又说我们不可能“在他方”。
“从现实世界放逐”：一部恐怖电影剧情。当前我们与城市“批评”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仍然在就某种状况批评别人，而这种状况既是我们偏执的乌托邦意愿所依靠的，也是我们所有的嘲笑所仰赖的。通过我们对于“强势”——“嘲笑”正在垂涎的——的这种伪善关系，我们肢解整个学科，把我们自己从实证中分离，然后通过天文的人口数来诅咒对文明的编码是行不通的，是无法在它的领域——城市主义学科——内实现的。
现在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城市主义的世界了，只有建筑，永远只有更多的建筑。这种纯粹建筑是它自己的引诱物；它在一种“剩余”中去定义、去排除、去限制、去分割，当然这“剩余”也会被消耗。它可以开发并耗尽所有潜力，而这些潜力就是最终只有由有城市主义才能产生或由城市主义的特殊意象才能发明和更新的。
城市主义之死——在建筑学那寄生般的安全感中的庇护所——制造了一种生就的洪荒灾难：更多的实体被嫁接到已经营养不良的根上，在我们更随意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向“混乱”美学投降——这是“我们的”混乱。但从技艺的角度来讲混乱是一种“寂静”的混乱，并不是说某些事务可以被创造或皈依；它是一种具有思想渗透性的东西；它无法被实际建造。对于混乱，建筑师唯一合情理的做法就是加入到他应归属的行列——一只致力于抵制混乱的军队——并且失败。
如果说要有一个“新的城市主义”（区别与所谓‘新城市主义’，译者加），它将不是建立在这两个空想式的基础上的：秩序与强力；它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台。它将不再是涉及那些永久物件的置放的，而是用“可能性”灌溉的领域。它将不再意图建立稳定的图像，而是提供一种可能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容纳那些拒绝被具体化成为不变物的过程。它将不再是一丝不苟的定义、强加的限定，而将是一个扩大的概念，并且反对边界，不再涉及分割与识别性实体，而是再发现那些无法命名的杂交体。它不再被城市所纠缠，而是对基础设施的操控：有关基础设施如何处理永无止境激烈的变动和日益丰富的多样化、捷径与再分区——统统是如何彻底使用心理空间。臻于城市已经无所不在，城市主义应该不再重新创造所谓的“新”，而只是该面对如何“更多”和如何“修正”的问题。不再是所谓“文明世界”的科目，而是关注欠发达区域的发展。
臻于这些已经不在掌握之中，都市已经成了空想症的传播媒介。再次申明：城市主义不仅仅只是，或不仅仅通常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思想体系：去接受现存物。我们曾用沙建造城堡。而现在我们在冲毁它的海中游泳。
为了存活，城市主义必须发明新的“新奇”。从它“返祖”的责任中解放，城市主义被再定义为一种操纵方式，这种操纵方式对一种不可回避的意志产生作用，去袭击建筑学，侵入战壕，逐出城堡，削弱必然性，撕毁约束，奚落它的全神贯注——用事件和实体，毁掉它的传统，带坏它的实习生。
城市这种隐约的失败提供了一种异常宝贵的机会，一次去“尼采式乐观”的接口。我们必须为城市去设想一千零一种另外的概念；我们必须冒疯掉的危险；我们必须敢于全然的不批评；我们必须吞食苦果并宽恕左右。必然的失败当成为我们的养料；拿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强效兴奋剂。鉴于我们都不用负责，我们就要变得不负责任。在一种日益便利却也无常的景观中，城市主义不再是，也不再需要是我们决定中最严肃的，城市主义可以兴奋起来，成为一首艳体诗——“淡城市主义”。
要是我们简单的宣布并不存在危机，不是作为城市的创造者而是作为它的纯粹学科，作为它的支持者，去重新定义我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会如何？
比以往更多，城市是我们所有。
Rem Koolhaas, "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1994), in S,M,L,XL, OMA, (with Bruce Mau), The Monicelli Press, New York, 1995, pp. 959/971.
城市主义怎么了？
这整个世纪（二十世纪）成了与“量”作战的一场惨败。
在由天文般的人口数量决定的尺度需求中，城市主义不再有创造力也不再有效力，不管早期的它是如何的赐予天真许诺并英勇出姿待敌。在二十年里：拉哥斯从二百万人口增长到七百万，随后又从一千二百万增长到一千五百万；伊斯坦布尔从六百万翻番至一千二百万。而中国正在酝酿更惊人规模的增长。
我们要如何解释：既然城市化在数十年的加速发展后已经遍及全球，并且正在建立一种权威性、所向披靡的城市状态，而此时城市主义这一行当却销声匿迹了？
现代主义的诺言正像炼金术士的行当，它试图通过抽象与简单复制将数量转化为质量的战略已经失败，已经成了一场点石成金的笑话。它的理念、美学、程序，都已经终结。总的来说，每一次对一次崭新开始的尝试都使这一崭新的开始变得名声扫地。这种惨败所造成的大耻辱已经在我们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上轰出了醒目的弹坑！
实际上，当代城市那种有挑衅意味的持续发展和醒目的活力表现正是产生这种惊恐和羞辱（尤其对于建筑师来说）的根源。而更为过分的是，这种失败是在一种全方位的失败：一切试图作用或影响城市的手段都已经失效——无论是创造性的、修正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城市专家”们就像是输给了电脑的国际象棋手，眼看一种非正统的无意识机制智胜了所有对城市的觊觎，粉碎了所有权威的野心，它以今日的胜利告知所有激情洋溢的辩解以未来的失败，它正晃晃悠悠的飞行在前往必然未来的航程上，在其中几乎所有被预言的危险性都被它无边无际的城市覆盖物所吸收了。
虽然现在城市化已经举世瞩目勇往直前，但那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和态度却像后卫脚上的锁链一样，推迟了对两个行当进行最后审视的日期，它们——城市主义和建筑学——以前是与城市的建立过程联系最密切的行当。无处不在的城市化模糊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城市的特性已不存。既然城市的概念本身已经被模糊转译到典范之外，那么对城市原初状态的坚持——如在意象、规则、建构等方面——已经不可挽回的使得怀旧和乡愁变成了问题的细枝末节。
对于城市主义者来说，在古典城市的权威一落千丈的时候，对其美德的迟来的“再发现”可能只是点明了穷途末路，一种要命的决裂和驱逐：他们就像一群外科医生在一支已经被截去下来的躯体上研究病患——他们成了处理“虚问题”的专家。
其实我们很难表述这种从“强力姿态”到“相对谦逊”的转变。对当前城市的不满并没有把我们引向更好的选项；相反的，只是启发了去如何达到一种更精炼的不满。一个固执对城市参与和城市控制的自我幻想、理想主义、自命不凡和幻觉的职业将因此而无法构想新的模式或者是部分干预、战略重联、折衷姿态。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中产生影响或重新置轨甚至取得部分成功，或者它可以重组，甚至从零开始，但却永无可能重建控制。
因为“六八·五”这一代人——可能是史上最大的群体，曾经被“人口泡沫的集体意淫”所牵连——现在正当道，我们可以说他们要对城市主义的完蛋负责，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当前城市不再可能被“制造”出来的情况下，却很矛盾的因为这一代人再发现和再发明了城市。
“地下工作”以及“光明正大”：
最早，还是“六八·五”执行了关于城市崭新开始的计划。从那以后，我们实际上在进行两手运作：记录现存城市洪荒般的威严，发展一种保护主义和再生策略下城市的哲学、原型和计划；另一方面嘲笑已名存实亡的城市主义行当，通过对下列事件的轻蔑来拆解它：规划飞机场、新镇子、卫星城、高速路、高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在其规划中犯下大错的人；另外还有其他所有“现代化”的落定沉渣。在阴谋破坏掉“城市主义”之后，我们又恰到好处的奚落了那些大学整个院系的关门、办公室的破产、官僚机构失火或被私有化。
我们的“诡计”可能有胆怯的隐患，主要的问题是采取何种“姿态”——可能也是城市问题中最重要的动作了。我们既教条又圆滑。我们这种繁杂的智慧很容易就被描绘了：德里达说我们不可能是“整体”，鲍德里亚说我们不可能是“真的”，而维希留又说我们不可能“在他方”。
“从现实世界放逐”：一部恐怖电影剧情。当前我们与城市“批评”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仍然在就某种状况批评别人，而这种状况既是我们偏执的乌托邦意愿所依靠的，也是我们所有的嘲笑所仰赖的。通过我们对于“强势”——“嘲笑”正在垂涎的——的这种伪善关系，我们肢解整个学科，把我们自己从实证中分离，然后通过天文的人口数来诅咒对文明的编码是行不通的，是无法在它的领域——城市主义学科——内实现的。
现在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城市主义的世界了，只有建筑，永远只有更多的建筑。这种纯粹建筑是它自己的引诱物；它在一种“剩余”中去定义、去排除、去限制、去分割，当然这“剩余”也会被消耗。它可以开发并耗尽所有潜力，而这些潜力就是最终只有由有城市主义才能产生或由城市主义的特殊意象才能发明和更新的。
城市主义之死——在建筑学那寄生般的安全感中的庇护所——制造了一种生就的洪荒灾难：更多的实体被嫁接到已经营养不良的根上，在我们更随意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向“混乱”美学投降——这是“我们的”混乱。但从技艺的角度来讲混乱是一种“寂静”的混乱，并不是说某些事务可以被创造或皈依；它是一种具有思想渗透性的东西；它无法被实际建造。对于混乱，建筑师唯一合情理的做法就是加入到他应归属的行列——一只致力于抵制混乱的军队——并且失败。
如果说要有一个“新的城市主义”（区别与所谓‘新城市主义’，译者加），它将不是建立在这两个空想式的基础上的：秩序与强力；它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台。它将不再是涉及那些永久物件的置放的，而是用“可能性”灌溉的领域。它将不再意图建立稳定的图像，而是提供一种可能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容纳那些拒绝被具体化成为不变物的过程。它将不再是一丝不苟的定义、强加的限定，而将是一个扩大的概念，并且反对边界，不再涉及分割与识别性实体，而是再发现那些无法命名的杂交体。它不再被城市所纠缠，而是对基础设施的操控：有关基础设施如何处理永无止境激烈的变动和日益丰富的多样化、捷径与再分区——统统是如何彻底使用心理空间。臻于城市已经无所不在，城市主义应该不再重新创造所谓的“新”，而只是该面对如何“更多”和如何“修正”的问题。不再是所谓“文明世界”的科目，而是关注欠发达区域的发展。
臻于这些已经不在掌握之中，都市已经成了空想症的传播媒介。再次申明：城市主义不仅仅只是，或不仅仅通常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思想体系：去接受现存物。我们曾用沙建造城堡。而现在我们在冲毁它的海中游泳。
为了存活，城市主义必须发明新的“新奇”。从它“返祖”的责任中解放，城市主义被再定义为一种操纵方式，这种操纵方式对一种不可回避的意志产生作用，去袭击建筑学，侵入战壕，逐出城堡，削弱必然性，撕毁约束，奚落它的全神贯注——用事件和实体，毁掉它的传统，带坏它的实习生。
城市这种隐约的失败提供了一种异常宝贵的机会，一次去“尼采式乐观”的接口。我们必须为城市去设想一千零一种另外的概念；我们必须冒疯掉的危险；我们必须敢于全然的不批评；我们必须吞食苦果并宽恕左右。必然的失败当成为我们的养料；拿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强效兴奋剂。鉴于我们都不用负责，我们就要变得不负责任。在一种日益便利却也无常的景观中，城市主义不再是，也不再需要是我们决定中最严肃的，城市主义可以兴奋起来，成为一首艳体诗——“淡城市主义”。
要是我们简单的宣布并不存在危机，不是作为城市的创造者而是作为它的纯粹学科，作为它的支持者，去重新定义我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会如何？
比以往更多，城市是我们所有。
Rem Koolhaas, "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1994), in S,M,L,XL, OMA, (with Bruce Mau), The Monicelli Press, New York, 1995, pp. 959/971.
订阅：
博文 (Atom)